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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

作者:罗康隆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5-11-06
当前我们接触到的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生态的,到底是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发挥了巨大影响。如果是纯自然形成的,那么发生灾变后,人类为何有力量使之恢复?如果是人类的失误酿成了生态灾变,那么自然规律在其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人类应当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我认为这一系列问题涉及到生态人类学的本质问题。生态民族学要成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要与人类生态学区别开来,就必须科学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这里涉及到生态民族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民族生境”。这一概念是我们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中首次提出,后来1997年出版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中得到进一步晚上。其实,只要我们解释清楚了“民族生境”之一概念,也就可以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目前学术界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多的模糊,其主要原因就是对“民族生境”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充分。
我认为,首先要系统区别“自然与生态环境”和“民族生境”。以往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其研究中,一旦遇到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生态灾变等客观环境的事实时,总是将这样的环境改变不加区别的理解为纯自然的环境遭到了人类社会的破坏所致,进而将人类社会的存在视为环境维护的“敌人”。进而,研究者大多认为要修复和维护生态环境,就必然要彻底排除人类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将受损的生态系统搁置起来,让它纯粹仰仗自然力去完成自我修复。这样的对策不是不可行,因为在漫长的地质史中,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本来就是从无到有地发育起来的,所以,只要没有人类干预,它们肯定可以自我恢复。不过,这样的修复速度将极其缓慢,甚至缓慢得超出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极限,因而,这样的对策思路对人类社会来说绝对不适用。我认为这种否定人类社会在生态恢复中的价值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事实上,在辽阔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分布区,今天的研究者所能够观察到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在绝大数情况下都不是纯粹的原生环境,而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凭借其民族文化长期加工、改造后形成的次生生态环境。这样的次生生态环境无不具有特定的民族文化属性,因而,我们应该称之为“民族生境”,绝不能将它们理解为纯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对纯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而言,它本身就可以自我存在、自我维持,人类社会存在与否与之无关。因而,它是中性的存在,也就无所谓好坏优劣之分了。
而“民族生境”则不同,它们既然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而民族生境一旦改变,就会导致该民族文化的失效,对该民族而言,这将是一项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对民族生境而言,一旦失去了相关民族文化的呵护也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不断加工、改造和利用,它绝对不会自我复位,所以,它只能像漫长的地质史演化一样,按照自然规律缓慢地演变成另一种稳定的生态系统。因此,今天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所面对的生态挑战,并不是纯自然的环境恶化,而是发生在各民族生境中,由于社会因素而导致的环境受损。因此,我们认为要快速修复这样的环境受损,关键就是要排除社会的干扰因素,重建和创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耦合体。只能凭借民族文化运行的力量,去实现生态的快速恢复和有效维护。与此同时,也就理所当然的做好了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从这一理解出发,单凭工程技术手段,靠社会力量去替代自然力运行肯定达不到生态恢复的行动目标,也无法根治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样的道理,要维护我国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如果离开了相关民族生存的根基,即各少数民族的自然生境,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成了空中楼阁,无从做起。
其次,我们需要回答各民族文化生态耦合体到底是社会性的存在,还是纯自然属性的存在?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在此前的诸多研究者对生态恶化的原因进行探究,有人主张是自然因素所使然,有人主张是人为因素所使然,而折中的观点则主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围绕这一线索而展开的争论,至今还在延续之中,但始终不得其要领。我认为其症结在于没有理顺文化生态耦合体的本质属性。我们必须注意到,所谓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意味着地球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劣”生态环境。无论是土地的沙化;海平面的上升;局部性的干旱和洪涝;还是凝冻和过热等,在漫长的地质史上早就出现过多次。我们谈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恶化,既然仅仅是到了当代才提到关注的日程,那么它存在的时空域肯定极其有限,绝对不能与自然界的地质史相比附。与纯自然力造就的生态系统的灾害的性质有质的不同,绝对不能够划等号。多样并存和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消长是自然因素的产物,这是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到了20世纪后期才凸显出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由于仅仅存在于当代,仅仅表现于某些地区,而不是全球均衡性的恶化。因此,它存在的时空场域不仅时间很短,而且又突出表现在所谓现代化进程最快、最发达的地带,因而即使存在自然因素的变迁,也不表现为主导的方面。主导方面最关键、最直接的原因只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当代的人类社会,因而当代所称全局性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原因应当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然性的,也不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不同比例组合。   
鉴于当代的全局性生态环境恶化,其存在的时空场域与现代化进程直接关联,因而其成因也应当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导致的民族文化变迁范围框架内去探寻,而这样的探寻正好与众多民族文化生态耦合体的松动直接关联。文化变迁是公认的社会性事实,文化生态耦合体的松动不言而喻也属于社会性范畴,因民族文化生态耦合体松动而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同样属于社会范畴。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争论到底是自然因素为主,还是社会因素为主诱发了当代的生态环境恶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只能够从社会性出发,去探明生态环境恶化的人为原因,只有在特殊需要时,才连带考虑自然因素的负作用,并立足于民族文化去消除这样的负作用,而不是在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摇摆,更不是在自然与人为因素之间盲目地拼合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我们必须认识到,纯粹靠自然力造就的各种生态系统,它们都具有自组织能力,都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发展和自我修复,都能够超长期的稳态延续,而不必依赖社会力量去维持。进一步的考察后还可以发现,各种无机因素的组合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存在至关重要,而这样的组合绝对不可能十全十美,以至于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态系统都得靠它自己的自组织能力,去规避无机因素波动而造成的风险,都需要补救无机资源配置上的缺环,还得化解某些无机因素过分富集而造成的危害。这一切都得靠生态系统自身的生命行为,去确保自身的稳定延续。也就是说,不管是哪种生态系统都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都具有自我完善的潜力,而人类社会产生之后,正是利用了这样的能力和潜力,才求得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人类不过是继承、分享前人的恩惠罢了。此前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原因全在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兼备利用生态环境和维护民族生境的双重职能。其中,能够维护好民族生境的要害正在于,相关的民族文化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脆弱环节的禀赋,而这样的禀赋乃是前人所称的文化对所处环境的适应的另一种表述。
能够自立成活、延续和壮大的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生命功能,即使没有人力的干预,它们也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对于民族文化作用下形成的生境也具有相似的禀赋,而生态危机总是表现为一种对特定人群具有价值的生态系统变成了难以利用,甚至是无法利用的生态系统。发生这种不可逆生态变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却往往只是一两个而已。按照木桶效应原理,只需修复,或者延长这一两个最短的桶板,受损的生态系统就可以凭借其自组织能力去加以修复。对此类灾害性的生态变迁的最低桶板可以通称为某一特定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生态灾变酿成的关键原因正在于,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恰好冲击和损害了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从而引发了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最终酿成了生态悲剧。对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冲击和损害,显然是纯粹的社会性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因为每一个民族对其生境而言,既是文化创造的次生环境,又是有能力规避脆弱环节的社会根源,也是民族文化与生境可以长期和谐、稳定延续的根源所在。因此,冲击和损害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绝非本民族成员所为,而是异种文化,或者异种社会干扰导致该民族文化生态耦合体松动,从而引发的意外现象。这样的意外现象,同样是社会性原因导致的产物。本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坚持认为我们目前所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生态环境恶化具有不容质疑的社会属性,消除生态灾变主要得仰仗社会力量。同样的道理,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样得靠社会力量,而不是求助自然。原因在于,同时并发的传统文化流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不同表现侧面,争论其间是人为因素重要,还是自然因素重要完全没有意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希望通过民族文化的手段,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维护好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赖以生存的生态背景。最终的结果是要借此建构我国生态建设和决策的思路,为生态建设提供来自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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