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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文创制与苗语方言划分的历史回顾

作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4-04-10



苗文的创制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分布辽阔、人口较多、支系纷繁、语言复杂的民族。长期以来,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饱受了无文字的痛苦。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失传,这些传说现在已难于考证。
 20世纪初,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传教的英国人坡拉德(Samuel Pollard 汉名柏格里)同苗、汉知识分子杨雅各、张武等人一道,使用部分拉丁字母和一些记音符号,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为“坡拉字母苗文”(俗称老苗文)。

 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炉山县(今凯里市)旁海镇传教时,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民国七年(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一种“注音字母苗文”。

 此外,石板塘、石启贵、龙绍华等一些苗族学者也创制了不同类型的苗文。

 清末民初,湘西苗族诗人石板塘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制了一种“方块字形苗文”。
 抗日战争时期,乾城(今吉首)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苗语为基础,创制了一种“速记苗文”。同一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在贵阳任教时,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了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但是,这些苗文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得到普及和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苗族人民强烈要求创制文字。党和国家非常关心苗族的文字问题,曾先后几次派工作组和工作队调查苗语。1952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曾派工作组到贵州对苗语进行初步调查。19555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组成苗语调查组在贵州、云南、广西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19565月至9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对全国苗语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全队120多人分成东路、中路、西路、黔中南四个分队和海南小组,调查了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湖北和海南七省区的苗语。这些调查,为苗语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和苗文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经过充分准备,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于19561031日至117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285名代表参加了讨论会。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周林致开幕词。中央民委文教司副司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尹育然,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马学良,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等先后在会上作报告。
 会议根据调查材料,将苗语初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滇东北四个方言(后将滇东北方言改为西部方言的一个次方言)。会议认为,由于苗语方言复杂,虽然各方言在语法上基本一致,但在语音、词汇上差异很大,要给苗族创立一种文字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对滇东北方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苗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苗文的诞生,结束了苗族人民长期以来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


苗语方言的划分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成方言的原因很多。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是语言分化从而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此外,移民现象和地理因素也是形成方言的重要原因。苗语研究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由于苗族历史上迁徙频繁,长时期、远距离、大幅度的迁徙就有五、六次,各部分彼此隔绝,以致形成了许多方言、次方言和土语。
苗语方言、次方言差异之大,土语数量之多,可说居国内各少数民族语种之首。由于没有一个方言、次方言、土语划分的绝对标准,加上苗族分布辽阔,调查人力、财力所限,调查难免不够全面等原因,因而对苗语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及其数量的多少,至今还难以比较准确地做出结论,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苗语研究专家学者还是给苗语划分了方言、次方言和土语。最具代表性的划分法有两种:其一是20世纪50年代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的划分法;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王辅世先生主编《苗语简志》的划分法。

20世纪50年代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根据调查材料,将苗语初步划分为四个方言、六个次方言、十一个土语。

 四个方言即东部方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滇东北方言。六个次方言即东部方言的东部次方言和西部次方言,中部方言的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西部方言的第一次方言和第二次方言。十一个土语即东部方言的五个土语,包括东部次方言的南部、中部、北部三个土语和西部次方言的东部、西部两个土语;中部方言北部次方言的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四个土语(南部次方言不再划分土语)和西部方言第一次方言的第一、第二两个土语(第二次方言不再划分土语)。滇东北方言不再划分次方言和土语。

此外,列出了黔中南一带的苗语四个小群,即平凯、惠高、紫宗、龙洗苗语,认为黔中南一带的苗语很复杂,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够,还不能判明它们是一个方言的几个次方言或者是几个不同的方言,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20世纪80年代,王辅世先生主编《苗语简志》,他根据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并参照苗族的自称、居住地区和生活情况,将苗语划分为三个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
王辅世先生给苗语三个方言分别命名为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川黔滇方言。考虑到这样的名称涵盖不了它们的通行地区,不如50年代所称的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准确和科学,因此本文一律称为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
他对50年代苗语方言划分的调整和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考虑到滇东北方言和西部方言之间的同源词比例远远大于与其他方言之间的比例,同时古鼻冠音声类的反映类型属于同一类,与其他方言不同,因此将滇东北方言和西部方言合并。这样,原来的四个方言改为三个方言,即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
第二,东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内部差别不大,不再分次方言而只分土语。东部方言分东部、西部两个土语,中部方言分北部、东部、南部三个土语。
第三,西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大,又分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七个次方言,其中滇东北、罗泊河、重安江三个次方言不分土语,川黔滇次方言分第一土语和第二土语,贵阳次方言分北部土语、西南土语和南部土语,惠水次方言分北部土语、西南土语、中部土语和东部土语,麻山次方言分中部土语、北部土语、西部土语和南部土语。
第四,将黔中南一带的苗语归入西部方言的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等次方言,不再单列。
50年代的划分比较,王辅世先生的划分显然科学得多,基本符合苗语的实际。特别是对西部方言的划分,比较全面而且细密,纠正了50年代划分较为粗疏的不足。
王辅世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苗语简志》,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这本综合性专著从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等方面介绍了苗族语言文字的全貌。该书19855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是苗语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出版时间晚于本书的一些苗族研究重要著作,并不套用王辅世先生的划分法。一些苗语研究专家学者还在撰写涉及苗语方言划分的论著,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苗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苗族简史》,也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像《苗语简志》一样,《苗族简史》也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但是,各方言的土语名称及其数量与《苗语简志》并不相同:
东部方言分五种土语,即泸溪北部、吉首、古丈土语,龙山土语,花垣、保靖、宣恩土语,松桃、凤凰、麻阳、新晃、秀山、南丹、河池土语,泸溪县大章、小章土语。
中部方言分五种土语,即凯里土语,三都、丹寨、都匀土语,从江、榕江、三江、融水土语,天柱、三穗、锦屏、靖县土语,荔波土语。
西部方言分八种土语,即叙永、古蔺、金沙、赤水、大方、毕节、镇雄、文山、屏边、个旧土语,织金、水城、隆林、睦边、广南土语,纳雍、赫章土语,彝良、大关、禄丰、曲靖、昆明、紫云、普定土语,平凯土语(平坝、贵阳等地),惠高土语(惠水、贵定等地),紫宗土语(紫云、长顺、罗甸等地),龙洗土语(龙里、瓮安、福泉等地)。
可以看出,《苗族简史》对苗语方言土语的划分,基本上以50年代的划分为依据。东部方言的五个土语,就是东部次方言的三个土语和西部次方言的两个土语;中部方言的五个土语,就是北部次方言的四个土语和南部次方言;西部方言的八个土语,就是第一次方言的两个土语、第二次方言、滇东北方言和黔中南一带的苗语四个小群。只不过土语的名称不是按方位或次第命名,而是以通行地区的名称命名。顺便说一句,土语名称以通行地区命名似不可取,因为这样的命名方法不仅致使某些土语名称过于冗长,而且未必能涵盖该土语通行地区。
李廷贵、张山、周光大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10月出版的《苗族历史与文化》,对苗语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划分,与《苗语简志》完全相同。
石朝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6月出版的《中国苗学》,第六章“交际工具与符号系统:苗族语言”由张寒梅女士撰写。张女士肯定并采用了王辅世先生的划分法,但土语数量不是十八个,而是二十三个。张女士多划分出来的五个土语是:川黔滇次方言第三土语;贵阳次方言西北土语和中南土语;原本不分土语的罗泊河次方言,划分为第一土语和第二土语。
对苗语方言、次方言、土语划分思考较多的是鲜松奎先生。鲜松奎先生(1931-2000)是陕西省汉中市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苗语专业后留校任教,参加了19565月至9月进行的全国苗语普查。1979年以后,鲜松奎先生一直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苗语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调查了70多个苗语方言点,根据调查资料,他撰写了《贵州境内苗语方言土语再认识》,发表于《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云南民族语文》1997年第1234期连载了他撰写的《苗语西部方言次方言及土语的划分》。在这两篇论文中,鲜松奎先生将苗语划分为三个方言、三个次方言、二十八个土语。
东部方言划分为东部、西部两个土语。中部方言划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个土语。西部方言划分为川黔滇、麻山、罗泊河三个次方言,二十一个土语。川黔滇次方言土语数量最多,共十五个,即第一土语、第二土语、大花苗土语、小花苗土语、白苗土语、素苗土语、花苗土语、青苗土语、格正土语、坝苗土语、高坡苗土语、雅鹊苗土语、打铁苗土语、中排土语、革家土语;麻山次方言划分为中部、西部、北部、东南四个土语;罗泊河次方言划分为东部、西部两个土语。
很明显,鲜松奎先生对苗语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尤其是西部方言中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和王辅世先生的划分差异较大。我们认为,尽管鲜松奎先生这样划分有其较充分的依据,但将滇东北、贵阳、惠水、重安江四个次方言与川黔滇次方言合并,使川黔滇次方言未免太大,也忽略了这五个次方言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王辅世先生关于西部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划分比较恰当,不宜划分得太粗或者太细。
经过50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苗语三大方言的划分及其分布,至今已经得到公认。但对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及其分布,讨论还在继续,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由此足见苗语次方言、土语的极其复杂。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研究也同样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苗语次方言、土语的划分及其分布还有不同意见并非坏事。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和讨论,将会得出较为正确、较少争议的结论。
    (本文系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苗语方言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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